第１１７９章 好事难做

    其实无论是扬文抑武，还是同僚相妒，稍有政治头脑的人都知道是政治斗争的需要，而根源还是老板要靠谱。比如神宗朝的王韶哲宗朝的章楶皆是得到了皇帝的支持，才得以一展才华，并得以善终。刘志学追随小皇帝多年，坚信小皇帝不会做出卸磨杀驴的事情，况且当前还需要驴拉磨的时候。

    但是刘志学对于朝堂上的那些文臣们还是心存警惕，尽管这几年在小皇帝的打压下他们有所收敛，可他也明白事实上文武之间的明争暗斗并没有停止，只是更为隐晦，也缺乏适当的时机。一旦有了借口，平时那些人便会跳出来群而攻之，他们奈何不了小皇帝，却可以拿自己的过失开刀。

    众人当然也都明白其中的道理，因此对于刘志学的提议皆为赞同，先如实报与陛下得知，即可以免于圣上被蒙蔽，也可借机请罪减轻处罚。同时也可以让小皇帝对群臣的攻喧有所准备，免于骤然得知陷于被动。至于朝廷晚于陛下得知‘寿州大捷’，自有一万个借口来搪塞。

    第二军的众将达成共识后分别起草了报之小皇帝的战报，详细禀明了攻城面临的困难，战斗前期准备工作，作战计划的制定，以及轰城之后造成的出人意料的后果，并战后采取的一系列善后措施皆一一写明。同时对造成百姓重大伤亡深表愧疚，请求处罚。

    对朝廷的捷报自然要简略的多，内容也是避重就轻，多些取得的战果，对于造成的损失则一笔带过，但是六万百姓的死忘看起来依然格外刺眼。在刘志学的坚持下，奏报皆是由他和马瑛两名军政主官联署，这么做除了保全众将之意外，他也明白众将联名则有了‘要挟’之意，担心引起小皇帝的反感，事情反而不美。

    在寿州停留三日后，第二军继续依照计划北进，渡过涡河前往宿州与先头部队会合，准备夺取符离。而此后的进军极为顺利，往往炮声一响，敌军便纷纷逃窜，对火炮畏惧之极，少有接战。询问之后，才知寿州这场大火也起到了出人意料的效果，出逃的人群将寿州战后的惨况风似的的传向四方，除了恐怖的大火场面外，且多了许多传奇色彩。

    寿州春秋时期曾是楚国的国都，而根据玄学之说，立都的地方皆有龙脉，才能地杰天灵。而在大火中寿州城曾出现‘火龙’在空中盘旋，其实现代人都明白那是因为起火后冷热空气的流动引起的旋流，也就是俗称的龙卷风。但是古人不明，就有了宋军的火炮不仅可以开山裂石，还能弑神杀魔的功能，护佑寿州的神龙被宋军炮火所伤，腾空弃城而走，才导致城池毁于大火……

    盱眙城虽然暂时远离了战争，但是依然弥漫着紧张的气氛，每日各处的公文和各个战场的战报汇集在这里，又变作一道道谕令从这里分送各处。赵昺依然十分忙碌，除了批阅奏章之外，还要协调各军的进度及敦促朝廷加紧向前线输送粮草军械物资，调集兵员，为接下来的大战做好物质上的储备。

    而如雪片般的奏章中自然也少不了不和谐的东西，打小报告者有之出谋划策者有之还有打着为国出力的名义伸手要官者有之，反正是林林总总皆是无聊之事，这让赵昺本就繁重的案前工作是雪上加霜，不得不分出时间来处理这些狗屁倒灶之事，否则就会有人说你不重视人才，不喜纳谏。

    赵昺也知道纳谏自唐朝以来已经形成了制度化，更成了皇帝是否昏聩和英明的标志。从本心来说，他对谏议并不反感，这也是了解社情，倾听民意及发现人才的重要渠道。但是有些人却将这条渠道当成了晋身的梯子，打击异己的工具，并利用皇帝都‘好面子’的特点不得不重视他那些废话。而这皆来援于千百年来文人们乐而不疲的‘清谈’。

    清谈误国”这句话现代人都很熟悉了。那么那么，什么是＂清谈＂？为什么古代知识份子，尤其是官僚士大夫阶层，会喜欢＂清谈＂呢？

    清谈涵盖的意思比较广，在漫漫的历史长长河中，也因时因地而常有变化。但是有两个特征是不变的，一是清谈对应于俗谈，它谈的一定是高尚话题。象我们平时爱讨论的哪里开了个新馆子啦，王老五又泡了哪个马子啦，这种庸俗的东西是要排除在清谈之外的。

    二是清谈的人，必须是文化人。象工农兵的关心的都是四时农桑啦，国土防御啦，这些也都是俗务，不能参与清谈的。清谈的内容开始主要是谈学术。因为中国古代学术没有自然科学，也不讲实验，那么学术的增进主要是靠谈来交流。

    这种情况到两晋时期发生了变化。因为那时候门阀垄断了进身之阶，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第一不不需要看工作成绩，第二那时候不用考科举。只要是士家大族子弟，天生就有了当大官的本钱。这样子，自然没有必要关心实际的东西，再加上门阀子弟天生就有高人一等的优越感，所以更不愿意谈论世俗的话题。有关国计民生，自然物理，军事政治等等一概视为降低身份的东西。反而谁要是能“谈“，能把人侃晕，谁就被视为水平高。

    所以那时候是在朝也谈，在野也谈，谁也不管正经事。甚至有州县官一到任就关起门来喝酒清谈，在任数年都不知道本地人口多少，赋税几何的。这在当时被视为“清高脱俗”，以此为荣。大家是要争相仿效的。即使是很久后，还有人不断的仰慕，有“可怜东晋最风流”的诗句。这就是后人所说“清谈误国”的由来。

    清谈还有一位形影不离的兄弟，就是清议。南北朝时期外族对中原的扫荡和军阀混战，摧毁了门阀士族的社会基础。隋唐始创科举，又打破了士家大族对人事的垄断，寒门出身的知识份子可以参政，官员定期要考核，清谈也只好寿终正寝，取而代之的，就是清议了。

    与清谈不同，清议在于论政，针对当时的政治和人物。清议是清谈的孪生兄弟。古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总是与政治息息相关，所以谈着谈着，自然就免不了瞻否时事，品评人物。早在汉末，阉宦当道，官场成了买卖场。在野文士无由仕进，又痛恨政局腐败，所以就“匹夫激扬，处士横议”。

    由是可知，清议一开始是在野人士的专利。因为既关心又插不上手，所以就只有“议”。清议当然也不是谁都能议。这些“议员“都是所谓的清流，也就是纯正的文化人。富商大贾再有钱也是没有资格议的，后来甚至不靠科举而登入仕途，或在战场上一刀一枪爬上来的武官，都算不得清流。

    而清议比起清谈，显然进了一大步，它所本的是入世哲学。由于清流士风使然，他们不畏权贵，倡导廉洁正义，揭露贪官污吏。如果晋代时还有不同的学派和学说，那么自宋以后，士人们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已经高度统一。他们的清议，往往众口同声，其利断金。

    在以名节为重的当时社会文士阶层出身的官僚不论在朝在野，都为其所左右。清议俨然已经成为政治舆论的导向，时事的风向标，让统治者都不得不重视起来，因为它的背后是整个封建官僚的土壤——士大夫阶层。

    当然任何时代都有主流文化和非主流的文化之分。清议在另一方面，赵昺也以为喜欢研究时事不是坏事，但是一旦脱离实际，胡说八道那就成祸事了。因为他们对待政事和人物，总是从道德角度出发。政务的讨论也首先抢占道德至高点，而不注重量化标准。其实这不奇怪，儒家学说本来就是道德哲学，也是他们立身的根本。可清议之风如此盛行，它对国家人民到底有什么帮助，赵昺以为就很难说了。

    就拿大宋的历代皇帝来说，其中不乏有想做些事情的人，但凡想做点改革每每都遇到清议的强大阻力。许多加强国防，改进民生的改革都无法实施。南宋长期偏安江南，北伐一直难以成功，除了皇帝昏庸朝政腐败的原因外，可以说清流士大夫要负一大半的责任。可以说清议之风成事寡，败事多。

    在赵昺的记忆中，清谈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之时，应该是在明朝。可他觉得当下清谈也有愈演愈烈之势，他觉得自己也没有干什么天怒人怨，伤天害理之事，可反对的声音一直就不断。为此自己也做过反思，他以为自己的一系列改革还是动了一些士人的奶酪，从而遭至他们明里暗里的抵制。

    赵昺最终是不顾朝野舆论，借助军队的力量强行推行，更而激发了他们的‘凶性’。而北伐以来，各种声音是尘嚣日上，连几位丞相都被牵扯其中，被骂为助纣为虐的奸相……